吴尧生：父 亲 是 屋 顶

与故乡风景秀丽的水口遥遥相望的是延绵起伏的山岭，山岭最高处的苍松下，是我父亲长眠的地方。每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那里，就会被一种静穆安祥的气氛所笼罩，一如置身于深深的父爱中。山风轻弹，松涛细语，好象慈父的轻轻呼唤。这亲切的声音，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心灵感应，都能唤起我深深的怀念和沉沉的回忆。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春秋了，但是，只要我－想起父亲，过去的往事就会历历在目。

父亲吴运荣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清苦，积劳成疾，终于如耗尽油的灯盏，于1994年腊月病情加重，瘁然去世。

其实父亲得病已经多年，就因这病，嗜好已久的烟也戒了，我平时偶尔回家，看到他孱弱清瘦的身板和日见衰老的面容时，心情就十分沉重。每次回家，我都劝他到城里我的小家暂住，到县医院看看大夫。可他却总是说：“气喘是无法治的，何必花冤枉钱！”我拗不过他，只好长期买好博利康尼、喘息宁、氨茶碱等药捎给他。听说山西运城某药厂研制了一种可一次性根治老年慢性支气管哮喘的注射液，邮购来给他打了几针，没什么明显疗效，他就说：“不再受罪了，哮喘病连老祖宗都无法治呢。”为了给他增强营养提高体质，我买了补中益气丸，人参蜂王浆等给他服，并嘱他服完后自己再买。可他是不会去买的，一是嫌贵糟蹋钱，二是怀疑那一小瓶糖水的能耐。父亲的病就这样拖着，除了服用我买给他的药外，如遇偶感风寒病情加重就临时到镇卫生院抓副中药应付，稍有好转，他又停服了。1991年冬，他的病情已由老年慢支发展到轻度肺气肿和肺心病，以致厉害时已不能平卧，只能靠在被褥上半坐半卧休息，方可缓解咳嗽和气喘的折磨。看到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我和家人都心急如焚。劝他到县里住院治疗，可他却说：“没事，将养一段就会好的，我自己心里有数，这病暂时还不碍事的”。我们只好请医生到家里给他开处方，打吊针。经过一段时间调养，父亲的病果然日见好转，饭量也逐渐增加，并能帮助家里做些家务活了。因此，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父亲能得以康复除了药物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是他还有重大的心愿未了。他常对母亲说：“我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不能负累尧生。”为了慰藉下世已久的伯公、伯婆、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的亡灵，50多岁的父亲竟自学起地理，识字不多的他整天捧着满纸之乎者也的古书硬啃，同时拜村中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为师。到90年代初，他已亲手按民俗将先人的骨殖全部立碑安葬，并且还为他自己找好墓地。父亲晚年热衷于地理，挎罗盘到处寻觅风水的行为，当时还受到我和妹妹们的揶揄，他却总是淡淡地笑笑：“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如今父亲去世了，我似乎才慢慢品味到父亲的良苦用心。这些事父亲假如不去做，就得由我去办，而且我们都不会怪他。

父亲出生在山寮里，兄弟姐妹八人，排行第四。虽然祖父有胞弟在当时的国军里当军官（团长），但祖父依然靠耕田管山卖柴维持生计。贫寒的家境，加上土匪的侵扰，迫于生计，父亲的二哥五弟和所有的姐妹均先后卖给别人抚养，祖父身边仅剩我的父亲和大伯父。由于受不了贫困和寂寞的煎熬，父亲七八岁就会从离家5公里多的山寮跑回伯公家小住，伯公自己无嗣，十分疼爱他。因此，父亲的童年、少年就是在物质极度贫乏和长者的呵护下度过的。由于贫困，父亲无法上私塾读书，《家居使用》和《人家日用》等启蒙读物都是跟小伙伴唱书歌学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大伯父、大伯母、祖父、祖母、伯婆、伯公先后下世，六个长者的后事都是父亲亲自操办的，过去，故乡习俗：亲人去世，都是由亲房帮忙抬棺材下葬的。村里建立抬棺队伍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为还人情债，父亲也抬过许多老人。因此，父亲常对我说：“我死后，你就出钱请几个人把我抬走，别麻烦亲人们”。

父亲不仅赡养、送终了六位长者，同时还拉扯抚养我们五姐妹长大成人。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除了小妹初中毕业后待字闺中外，都已成家立业，自是喜上眉梢，但是前些年，他看到全村95％的乡亲都已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瓦房，于是一个拆老屋，建新房的设想又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因此，1992年春他的病体刚刚康复，他又把这个曾被我否定过两次的方案提出来，我委婉地建议他家里就不必建了，还是把他少许的积蓄凑给我在县城里建房子。但他却神情庄重地告诫我：“我们种田人家，应以土地为本，家里的山水养育了我们的先祖先宗几十代人。你在外面是‘笼外鸡’（外来户）。但是，不管将来世事怎样变化，只要你回来这里，这里的山山水水就是你的立根之地。再说、我都60岁的人了，这房子建好了，难道我还能带走？”当时，我虽然心里不满，但也不好坚持反对。他见我默许了、很高兴。当年夏天他就请人把旧房拆除，破土动工。建房的那阵子，他仿佛年轻了许多似的，精神状态变得少有的健朗，整天在工地上转悠。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寒梅报春的时节，－幢两层的楼房终于竣工了。当我们全家欢天喜地搬进新居过第一个春节时，父亲更是整天乐呵呵的，逢人就递茶敬烟。平时也会招呼村中的长辈在家里摆开八仙桌打牌、下棋、话桑麻。有时见我回家，他就会高兴地冲内屋的母亲喊：“你尧生回来了！”看到父亲日渐硬朗，我们心里也宽松了许多，衷心希望他能健康长寿，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

不料，搬进新居的第三年秋季，父亲的老毛病又复发了，除了咳嗽、气喘外，还伴有阵阵心绞痛。在家里服药打针数日病情仍无好转，在我和妻子、妹妹们的竭力劝说下，这次父亲终于同意进城住院了。经医生诊断为：慢支肺心并发气胸。他的病体十分虚弱，并伴有心衰、随时都会有不测，我的心整天都悬在嗓子眼。直到医生为他做了胸穿闭式引流后，症状才得到缓解，我陪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九个不眠之夜；父亲出院后身体曾稳定了两三个月，但是到了隆冬时节，他孱弱的病体就再也无法抵御严寒的侵袭了，重感引起的剧烈咳嗽再度诱发气胸，于是，只好重新住院。经过检查、化验、拍片、B超、心电图等繁文缛节后，医生又建议做胸穿闭式引流。可是，父亲却再也不愿做了。他说：“尧生，我们还是回去吧，我可不愿再挨刀子了。这病是治不好的。你们的孝心我都领了，就别在这里白花钱了。”他的话语虽然很平淡，我却好不容易才强忍住眼里打转的泪水，劝他安心静养。由于病人的反对，医生只好用输液、给氧等保守治疗，父亲则天天都只能半坐半卧打吊针，虽然病情不致恶化，但父亲的病体哪能经得起失眠和病魔的无休止蹂躏？看着他病入膏肓的惟悴面容和无神的瞳仁，我心如刀绞。然而，父亲明知自己去日不多，却十分镇静。他反倒安慰我们：“尧生，人死如灯灭，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谁也免不了。我这辈子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你们都争气，我也就无牵挂了。再说，我也老了，即便这次病不起，也当寿了。今后，你们要好好孝敬你母亲。我们还是回家吧，万一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可就麻烦了（闽西农村习俗：老人在家过世后要设灵堂祭祀，才谓之有福气，如死在外面遗体是不能运回村的）。”作为一个仅有初小文化的农民父亲，对人生的禅悟，永远是他那个学生出身的儿子的导师。听到父亲的一番话，母亲第一个背过脸去抹泪，我和妻子、姐姐、妹妹也止不住那如泉喷涌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死神夺走？便一边劝慰父亲安心治疗，一边请医生下最好的药，尽力抢救。父亲天天都反复催促我送他回家。在十分艰难旳煎熬中度过漫长的七天七夜后，父亲的神志有时已开始出现恍惚、说胡话的现象。万般无耐之下，我只好于腊月初二早晨果断地为父亲办理出院手续。结果，父亲就在当天中午十二时许像一个劳累过度的人，倚在家里的床头永远地睡着了。

我守坐在灵堂的铺团里，陪同父亲度过最后的两个长夜。父亲双目紧闭，口中含着一枚铜钱，安睡在灵床上。看着父亲酣然入梦的样子，我们真不忍打扰他。是的，他太累，太累了，那么，就让他好好地睡吧。对于父亲的去世，我们悲痛欲绝。尽管父亲把崭新的楼房留给了我们，把年迈体弱的母亲留给了我们，把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给我们，把家庭的重担留给了单丁独子的我。

父亲是屋顶！

当我真切地体会到包含了人世间最深敬意和感激的这五个字的内涵时，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了。世界上的许多东西，当你拥有它时，你往往会忽略它的存在；一旦失去它时，你才会深深地体会到它的珍贵。当我失去父亲的那一刻，除了巨大的悲痛笼罩心头外，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自己仿佛站在一座被拆除了屋顶的残垣断壁当中任凭风吹雨打。自己过去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荫庇下却浑然不觉，尽管父亲仅仅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他给我提供的也只能是极其简陋的“茅草屋顶”。但是，直到父亲去世，我才深感那“茅草屋顶”尚可遮阳挡雨的弥足珍贵。如今，父亲走了，许多过去不必自己去考虑，轮不到自己抛头露面的大事、小事就全靠自己去独立支撑了。遗憾的是，这辈子我再也无法孝敬父亲了。然而，可以宽慰的是，父亲62年的人生历程，已经为他的儿子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父亲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认得的几百个常用字也是在扫盲夜校里学到的。但是，他始终认定子女不读书是不会有出息的，为此，他和母亲勒紧裤带送我们上学。我的四个姐妹，一个读完初小；一个读完高小；两个念到初中毕业；而为了培养我，他们更是煞费苦心。

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开始给我灌输岳飞以椎画沙、曹冲七岁能秤象、曹植七步吟诗以及我远祖父兄弟双双中秀才等故事，并手把手地教我读《人家日用》《家居使用》等古书，我能认识一些繁体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70年代初期，我在离家20多里的公社所在地曲溪念初中，那时生产队社员靠吃“回销粮”和杂粮度日，正值发育期的我，整天都觉肚子饿。父亲为了保证让我每天能吃上一斤大米，自己却长期以地瓜片、蕉芋渣、花生枯等杂粮果腹，以致闹下了胃病；那时我家劳力少，为了多攒工分维持生计，“旱鸭子”的父亲，竟然加入了生产队放竹排的行列用命赌博，有一次不慎落水，幸有同伴搭救才捡回一条命，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但是，由于长期的水上劳作，父亲却从此得下了支气管哮喘。物质生活的艰苦，难不倒父亲，可是政治上的攻击却使父亲陷入迷茫。“文革”初期的一天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惊醒，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我家挖地三尺，他们说我有个叔公抗战时期去了台湾，硬逼父亲把叔公遗下的枪支交出来。这些子虚乌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父亲的严辞拒绝。于是，他就因此被批斗。我上高中时，正值“割资本主义尾巴”，才念到高一下学期，同村的另一名同学就辍学了，孤零零的我，每周要步行往返4O多公里山路回家拿几斤大米和一大竹筒酸菜，耐不住寂寞,我也想打退堂鼓，父亲为此狠狠地训了我一顿。他说：“我小时候家境贫寒，想念书也设法念。你现在可以读书了，还不好好念？只要你读得出去，我就是讨食也要送你读出去！”为了供我上学凑学费，他十天半月偷跑到邻村替人理发，结果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挨揪斗，理发工具也被没收。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为了报答父亲，我下决心要认真把书读好。

1974年秋高中毕业后，我作为回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了两年半民办教师。“四人帮”垮台后，广大社员推荐我上大学，通过加试被福建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录取（因为是台属，第一志愿－－厦大中文系被毫无悬念地挤掉了）。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比我还高兴。他喃喃地对我说：“尧生，你终于考出去了！”尽管这是一所省级中专学校，但作为台属的子弟能够成为“文革”以来全村第一个升学的幸运者，怎不令父亲高兴呢？至今，我也忘不了，脊背微驼的父亲挑着书箱和被褥为我送行的情景。是他挑着这担行李送我上初中、高中、当民办教师和上中专。每次与父亲同行，父亲总是反复地叮嘱我：学习要刻苦、为人要诚实、交友要慎重、做人要正直本份等等为人处世之道。送我到曲溪乘车去厦门上学的那天，父亲把几个桔子和千万个叮咛塞进我的挂包。当马达发动的时候，我挤到车窗前与父亲挥手告别，这时，我惊异地发现父亲的眼角挂满了泪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背井离乡从不忧愁，艰难困苦从不悲观，一贯刚强自信的父亲竟会如此儿女情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流泪，这一幕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毕业后，我本可以分配在厦门，但为了关照父母我还是回到本县工作。80年代末，因为我内弟一个幼稚得荒诞可笑的政治事故，受到株连。当时我曾一度心灰意冷，但为了避免给父亲增添不必要的烦恼，我一直未把真相告诉他。他知道后就特地进城看望我，并安慰我：“大丈夫能屈能伸。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你还年轻哩，遇事要冷静、慎重，不能意气用事。人生的路长着呢!”父亲的抚慰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终于使我放下包袱，走出了痛苦的沼泽地。

父亲一生十分节俭，对自己，他到了不能再吝啬的地步，除了晚年做了几套新衣外，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衣服；一个钟山表也还是我淘汰的，可他一戴就是10多年。但是，花在子女学习、生活上的钱，只要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很大方。父亲一辈子向别人索取的很少，付出的却很多。三年自然灾害中，邻居无米成炊，他曾拿出家中仅有的二斗米，匀出一半给人家；数九寒天，他曾将自己的衣衫送给孤苦伶仃的老人；四海为家的乞丐尸横村外，他也曾为异乡野鬼捐献过棺木。“与人为善”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教诲，也是渐渐长大成人后的我为人处世的准则。摹然回首，我看到，从说话的声音到走路的姿式，还有身材和五官，还有习性和灵魂，我都酷似他。我还发现，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无论社会环境是有利还是不利，我都摆脱不了他给我的模式，摆脱不了他对我一生所注入的遗传基困。父亲忠厚正直，嫉恶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但也由于容不下看不惯的人和事，或直陈已见，或发表议论而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他常说：“人正就不怕影斜，自己说自己好没用，要别人说你好才算数。”父亲去世后，许多乡亲、戚友前来祭奠，人们想到他生前的好处不禁感叹唏嘘：“好人哪，可惜走得太早啦！”人要做到这个份上不大容易，父亲卑微却崇高，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倍感欣慰。

父亲去世后，我们遵他的遗嘱，按乡间风俗，把他葬在风光旖旎的水口对面山岭上他自择的坟茔中，让父亲能够天天看到村里的变化，让我们能够经常到他坟前与父亲说话。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没有了父亲，这个家庭仍然和他健在时一样，为了父亲，我们都十分努力地活着。顺便告诉父亲一个好消息：你儿子写的散文集《翠竹青青》、编著的文集《连城风物》（与马卡丹合作）以及诗文集《胜地笔记》 己先后由中国人事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和天马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尽管现在出书还是赔本的生意。我想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仍然会很高兴的。另外，老母亲虽年愈古稀,但在我和妻子及姐妹们的侍奉下，身子骨还硬朗;我们兄妹五人，都已盖了新房、买了汽车，且家庭和顺、儿女成人；你宠爱的孙子也己长成一米七七的彪形大汉，大学毕业在厦门工作、成家、生子 ..... 总之，日子－天天好起来了。

放心吧，父亲！

1997年清明定稿于冠豸山下翠竹轩

2014年季冬修改于厦门市莲花五村